清华大学教授王文湛曾向校外培训班开炮：我在清华教研究生数学，我孙子的数学题有的我都做不出来！

这一句话反映了课外辅导乱象，也触碰了教材的痛点。作为清华大学的数学教授，他的孙子12岁了，应该是小学五年级，但是和很多同龄孩子一样，没能逃过报名辅导班的路子。

数学教授做不了孙子的数学题，不是他这个当爷爷的没本事，问题出在哪里？王教授说：校外培训都是提前授课，超纲授课，增加学生负担，增加家长负担考研数学辅导书，建议取缔。

但要承担责任的仅仅是校外培训班吗？现在没有校外培训，孩子们的学习压力就小了吗？

我国著名数学家江伯驹院士也曾发出同样感慨：不是别人要卡我们的脖子，而是我们用教育卡住了自己的脖子。

江老是科学院院士，84岁高龄考研数学辅导书，仍然坚持每周给北大本科生上课，与王教授一样，他发现现在的基础教育有很大的问题，尤其表现在新课标和课外培训班。

可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：

一，最低标准成了事实上的最高标准，新课标上尤为突出。

江院士说：我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一刀切，课程标准只是全国的最低标准，绝不能设最高标准。

20年的实践证明，我还是太天真了，高考题目不准超标，高考不考的课堂上不教，课标就成了事实上的最高标准。

于是，造成了实质性现象：

1.课本教的少，考试考的多，做题往往变成了猜字谜，抠字眼，家长害怕考不好，拼命的找补习班，甚至送到国外，绕开高考。

2.补习班为了满足家长需求，贩卖焦虑，不断超纲授课，超前授课，往往让孩子做偏题怪题考研数学辅导书，孩子不喜欢，知识也很难成为能力。

这种情况下，孩子们负担非但没减轻，甚至负担却更重，一些学有余力的，也只能随大流，在最低标准里混日子。

可以说，某种程度上，一刀切已经成为当前最大的问题。

3.孩子们写不完，睡不好，玩不好，即使是天才，也逐渐成为平庸的应考之辈，缺少自主学习和探索能力。

第二，教材内容少，知识体系断裂，缺少定理公式的逻辑推理。

由于教材容量偏小，一些推理求证过程被压缩或者省略，但是为了分层选拔，考题只能越来越刁，千奇百怪的出题，把考试搞成了脑筋急转弯考研数学辅导书，孩子们陷入题海泥沼，疲于奔命。

实际上，数理化有很多公式、定理，最有趣和精彩的就是推导求证，实验的过程，孩子们理解了这个过程，才可能逐渐形成完整的知识架构，形成学科兴趣。

而当前学校和教辅机构已经淡化这一过程，所以孩子们只能机械的背诵公式，猜谜语般做题。

现在教材前一年说是什么，后一年说为什么，体系断了，思维探究的精神就弱了。

面对这种情况，江伯驹院士直言：我们的教育仍然需要深度改革，不是别人要卡我们的脖子，而是我们用教育卡了自己的脖子！

回顾这几年，文理分科决定了我们理工人才的数量，中学的刷题高手未必是以后的科工力量，田忌赛马式的人才也就不足为奇。

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，这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，小学生的数学题，一个清华数学系的教授都做不了，这也是实际的情况。

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，为何中国学生在国际上往往只是田忌赛马式的胜利，西方国家之所以能不断的卡脖子，是因为这背后实际上是科技之争，更深处是人才和教育的较量。

我们理出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清单，但是最缺少的是创新的人才，这其实是钱学森之梦：我们的学校要能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大师，生生不息是我们中国梦的题中应有之义。

要解决科技被人卡脖子，首先要解决的是教育问题，要摒弃唯分数论和填鸭式教学，通过引导式教学，培养孩子对科学的兴趣，从而激发孩子大脑里的潜能。

理工学科实际上是一个独立而又系统性的学科，一直相互依存。王文湛说：学生是一杯水，老师就必须是一桶水的理论早已过时，老师应该是自来水，是长流水！

而现在的老师应该教学生找水，找水的能力在一个人一生的发展中是主动、长久起作用的。

这需要孩子们能及时的拓展知识面，自主学习，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。课堂，课本等实际上是一个启发作用，让孩子在启蒙阶段就第一时间知道世界最前沿的科学知识，在好奇心最强、记忆力最好的年纪开始，理化启蒙显得尤为重要。

学校里特别欠缺的一个环节，就是将知识串起来，形成一个整体，课本里的知识都是模块化，学起来并不能很好的融会贯通。

刷题，超纲学习，固然可以短时间内提高成绩，但是没有数理化思维却总是被题型牵着走，这就需要阅读数理化思维的书籍！

十分推荐给孩子们读一读这一套数理化原来这么有趣，超过百万家长的选择，重点好物，我给大家圈出来。#头条品书团#

这套书容知识性、趣味性、故事性、可读性为一体，激发孩子思考方法，提高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，适合10到15岁孩子阅读，更和物理化学，组成数理化九书，完善孩子的数理化思维模式，以后成为佼佼者。

数理化原来这么有趣